[随笔] 语言的个人性

语言学的任务或者说问题是什么？

就像“苹果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样，所有回答“某物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包含两个方面：一，它是什么样子的；二，它是怎么来的。

一个瞎子在黑暗中幻想的时候，他的第一个问题不会是“光是怎么来的”，他的第一个问题应该而且必定是“光是什么样子的”。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基本上解决了 “语言是什么样子的”的问题，或者说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这位前辈不光使我们知道了自己是瞎子（“当我知道自己看不见时，我就看见了”）——迷走在历史语言学地底森林的瞎子——还带着我们走出了黑暗，让我们对“语言之光”有了初步的印象和适应。

他的工作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他的墓前呵呵傻笑，也不仅仅是辨别各种物体所映射出来的各种光色，而是做出更先进的工具（望远镜），在解答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之下，顺带着把光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解决掉。

一个类似的情况是，我们要在解决“人是如何获得知识的”这个问题之下，顺带着把语言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解决掉。

人的神经系统很容易被想成为传递外界信息的通道。然而，这个印象实际上是错的。人的神经系统大约有一亿个外部感受器，用于接受外部刺激。这个数目似乎不小，但是神经系统有多少个接受内部信息的感受器呢？说来惊人，居然有10万亿个之多，比外部感受器多10万倍。而即使这一亿个外部感受器也是在内部感受器的控制之下（人只能看到他想看到的东西）。这样看来，那些开放的输入端在整个输入中所占比例极小，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实际上神经系统在整体上更像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它的输入基本上均来自于自己的输出）。

以上一段文字摘自金观涛《系统的哲学》（新星出版社，2005）。黑体字也是书里的话，是笔者从他处概括添加到这一段来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纯客观”不存在。以前我们所说的那种“纯客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共同的认知系统所共有的“本征态”，我们所谓的客观性只是“公共性”。

金观涛接着以量子物理学史中著名的波尔——爱因斯坦争论（人的观察是否会对被观察物有影响？）为引，经过严密的计算和推导，证明了人与其观察物会形成一个系统，而人的知识是人操作的结果（并不排除其中有客观的成分，但需要严格的条件，这里不细说）。

那么人是如何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呢？

给小孩子一个拨浪鼓。刚开始他不知道怎么玩它——或者摔，或者咬（小孩子对待新鲜事物常常会这样“试探”一下，所以他们特别容易弄坏东西），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系统“小孩——拨浪鼓”，因为小孩无法将拨浪鼓同其他东西区分开来，直到他开始摇动这个拨浪鼓，“小孩——拨浪鼓”系统才逐渐稳定下来。这样一个知识就得到了——拨浪鼓是用来摇的。

同样的，给小孩子一个词“妈妈”，刚开始他不知道怎么使用它，但是他会发现说出“妈妈”这个词后，面前这个给自己喂奶、给自己安全的女人（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女人）会快乐起来，由此带来的抚摸、亲吻让自己也很快乐（小孩子很喜欢亲人的爱抚）。于是他就会重复“妈妈”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掌握了这个词，而只能说他进入了“小孩子——妈妈（词汇）——喂奶的女人”系统，我怀疑人在危险的一瞬（比如摔倒）喊出“我的妈呀”这个词其实就是小时候这个暗示着安全温暖的系统留下的痕迹——当他喊出“妈妈”这个词的时候，他的食欲和干爽舒服的排泄都能得到实现满足。

随着大脑的发育，能说出（而非“掌握”）词汇的增加，他会构建出一个词汇系统。比如最简单的“妈妈——爸爸——我”。这个系统会不断的扩大，直到这个系统的词汇足够多，足够复杂——能指及其暗示着的所指能够彼此区分、定位、说明——足以描述这个世界。语言系统的成长和人类知识系统的成长十分相似。

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和小孩子学习语言的过程有很多相似。我们知道词汇总是从单个的个人那里被最先创制，然后才被传播的。从语言的使用来说，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常用词汇。从语言的习得过程来说，它的确是非常“个人”而非“社会”的一件事，因为照亮人的语言的光并非来自外部——虽然某个词汇是由别人创制的——而是来自人的内心，来自人的认知结构（前面已引用金观涛论证人认知系统“封闭性”的文字）。而因为认知结构的“同构性”“公共性”才使人们产生误会，即“语言的社会性”。

索绪尔所说的那种“语言的社会性”，其实并非是语言的社会性，而是我们认知系统的“同构性”和“公共性”。试问一个新创制出来的词汇怎么会被别人接受？当然是因为引起了“共鸣”，而这个“共鸣”就是来自认知结构的“同构性”。当一个词刚刚产生的时候，对于创制这个词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他封闭的认知系统（这里指人的心智及其操作的语言）里的自我生成。这时候还怎么能够把它看成是“语言的社会性”？

我所说的语言的个人性就是这个意思。它所暗示的问题是“语言是从哪里来”，而非“语言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