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从明治时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这一段时间，为日本的近代。日本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从一个闭关锁国的落后的农业岛国，经历资本主义改革，迅速的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然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最终走向日本帝国灭亡的过程。这一段时间，作为日本政府代理人的内阁也是频繁更迭，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更是创下了八年七相、最短任期四个半月的历史。日本近代历届内阁对中国的主张，可以在总体上代表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希望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日本的历史无不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研究日本近代内阁对华主张从仰望、平视到觊觎并付出行动、到大举进攻以至最后投降的演变，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相衬托，可以大致地看出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野心以及军国主义从萌芽到膨胀最后毁灭的历程及其发展的推动因素，这对中日两国间关系的处理，以及防范新时代法西斯主义以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近代；日本；内阁；中国；对华主张；演变；

1.        明治时期（1868-1911）-从东洋连横论、征韩论到脱亚论、扩张主义

    1840年前后的日本，也是如中国一样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在中国鸦片战争后，日本也被欧美列强所染指，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与当时的中国截然不同的是，日本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激发资本主义改革的关口，在明治政府强力推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之后，日本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百年才走完的路，一举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国力的由弱变强与中国贫穷落后、积重难返的面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对比，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对中国从以往对“天朝上国”的崇敬，变为了极为鄙视的态度。被称作是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就彻底否定了他早年崇拜的中国文化,并且认为中国文化都是“虚文空论”【1】，无任何价值，这体现了大多数日本有识之士的看法，明治时期日本的内阁也大都持此观点。

    但是，虽然说日本在明治时期就已经普遍存在鄙视中国的态度，但是此时，因为并没有实战检验中日之间孰强孰弱，即使日本已经意识到日本已经强大，但仍然忌惮幅员辽阔、曾经强大的中国，特别表现在甲午战争前，有很大一部分日本人主张不要对中国开战，征韩而不是征中，而且在涉及朝鲜事务上，日本还是很看重中国的态度，专门派大使前往中国交涉。【2】

    明治时期，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像之后单纯的就只有侵略扩张，与脱亚论、扩张主义、日本应成为亚洲霸主的主张相对应的还有东洋连横论等认为应该和中国、朝鲜平等合作以实现东方崛起的观点。这充分体现了在明治时期，日本的中国观仍然还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但这仅仅是还对中国的实力在未检验之前的忌惮，但之后在彻底认清中国的积贫积弱后，日本的主张就变得肆无忌惮。

1.1.        伊藤博文内阁-东洋连横论？脱亚论！

    现在在中国有这样的看法：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同为当时的“世界三杰”，惺惺相惜，伊藤博文对中国的改革失败也感到由衷的惋惜，其与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为国尽忠罢了，觉得伊藤博文不是万恶的侵略者，而是一个对中国友好、衷心希望中日两国共同发展的人。

    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之后，伊藤博文赴天津与李鸿章交涉善后事宜，谈判席上,伊藤博文希望日中两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不给西方列强以可乘之机。他把日、中两国比作“鹬”、“蚌”,把西方列强比作“渔人”,称“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遏止,鹬蚌相争,渔人得利。”【3】在伊藤博文赴天津前,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也在给伊藤博文的信中写道:“独诸葛孔明能解怨为和,与吴结盟,以图中原大计。”【4】 就此看来，伊藤博文确实不失为一个“好人”。

    但真正的情况却是，当时日本国内主流舆论都是对中国开战，但是日本的军备扩张才起步，日本还没有做好对中国开战的准备，伊藤博文对中国在《天津条约》的“让步”，就是为了防止与中国的开展，好争取到十年的发展时间，整整十年之后，就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在实质上，伊藤博文的执政观点还是以“脱亚论”为基础的，他还是主张日本同欧美列强一道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伊藤博文在1898年组阁失败后的中国之行就是为了“考察中国的实情,为今后的政策提供借鉴和资本”【5】，实际上就是希望打破日本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孤立，重新加入列强在甲午战后更加猖獗的瓜分活动中来。所以，伊藤博文在考察中国回国后，极力呼吁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并且加强武备。【6】

1.2.        山县有朋内阁-大陆政策的形成

    山县有朋是一个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其职务虽然时有变化(陆军卿、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法务大臣、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但其扩军备战的主张始终未变，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

    山县有朋的思想导师吉田松阴说到“善保国者,不仅在于不失所有,而且在于增加所无。今当急修武备,整顿船舰、充实大炮,换言之,宜开垦虾夷,封建诸候,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茨克,晓谕琉球,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候,责令朝鲜,使之纳贡奉献,一如古盛之时,割取北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以示逐步进取之势。”山县有朋的对华主张也与此并无二致，终其一生都在整军备战，为侵略朝鲜、中国而努力。

    1890年12月，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山县有朋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在议会上公开阐述了《外交政略论》，把“防守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做为国策，并表示“我国利益线之焦点实在朝鲜”，这就标志着日本近代大陆政策的正式形成，在他从政期间，日本先后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先后割占了台湾,吞并了朝鲜,扩大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在这些对外侵略战争,实施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前台和背后，都与山县有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7】

2.        大正时期（1912-1926）-表面亲近，暗藏祸心

    大正时期，正好位于中国推翻清政府的北洋政府时期。此时，日本已经彻底的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国，中国虽然仍然落后，但相比于清朝的愚昧无知，这时候的中国在各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内也有了十分有实力的革命家，如孙中山等，可以初步领导中国的国内势力。

    日本这时候也面临着一些内忧外患，主要是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如英美俄之间在东亚存在广泛的利益纠葛，以及国内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应对此时日本国内外的新形势，日本还是希望团结一下中国的力量来制衡欧美列强，并且为了平衡矛盾，日本也从过去的积极的侵略政策变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的防卫政策。

    在这个时期，日本并没有强烈的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欲望，其侵略的方式主要以经济侵略为主。但日本从未放弃过控制中国的野心。

2.1.        桂太郎内阁-亚洲解放论

    桂太郎的前两次组阁都是沿袭前人的策略，但他在第三次组阁时，作为大正时期的第一届内阁首相，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的，那就是亚洲解放论。
    他主张英国、俄国是亚洲的共同敌人，先联合英国打败俄国，最后再打击英国，解除欧美列强对亚洲的压迫，而日本要与同为亚洲大国的中国以及德国联盟，一起来达到这个目标。桂太郎对于孙中山十分“推心置腹”，甚至在临死的时候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8】

    桂太郎说:刚才听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做侵略中国的拙策。给大陆以绝对的保障,而全力发展美澳,这是日本生存发展的正路。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

    但是在孙中山与桂太郎谈话时在旁边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中却认为：桂太郎所想的无非是驱逐亚洲的俄英美势力，然后独霸亚洲罢了。这时的日本肯和中国合作，无非是因为日俄战争后国际局势对日本短暂的不利罢了，希望拉上中国能够多一点筹码。但这时他至少在口头上承诺“决不做侵略中国的拙策”。【9】

2.2.        大隈重信内阁-支那保全论

    所谓“支那保全论”，是主张以同文同种的亚洲文化为前提，实施日本提携、维持中国独立，实质是企图通过“保全”“开发”中国推进对华经济扩张，最终独霸中国。该理论是大隈重信终生坚持的对华政策论调。他在1904年10月23日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上发表的一次题为《论东亚之和平》的演讲中说：“任何列强都不能无视日本的存在，在东亚为所欲为。”这被称为“大隈主义”。

    列强都不能无视的日本，对中国更是不可能平等对待，而应该是领导的角色。大隈重信认为由于“东方勃兴之国日本”追求西洋文明，其结果是，现在的日本在东方已经取得了能与欧美列强比肩的地位，而中国则因“无视世界文明”已沦为“低等文明国”需要“保全”。这样，“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和代表，有责任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使其向文明前进”。【10】

    大隈重信的支那保全论的核心是推进对华经济扩张，这从大隈重信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即可看出。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大隈重信在乎的并不是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是建议：“外国要尽量防止战争范围的扩大，早日恢复秩序，使商业恢复常态，这才是根本利益。”而且大隈重信没有通过武力侵略中国的动机，他害怕日本还没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并且不希望刺激中国的民族情绪，造成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损失，他还支持“和平是世界的大势”的观点。

    但在所谓“和平”的背后，仍然遮盖不了其独霸中国的野心，由于北洋袁世凯政府偏向照顾欧美列强的利益，再加上此时处于一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大隈重信内阁悍然出兵占领山东并强迫北洋政府签订了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11】

2.3.        原敬内阁-保守的防卫政策

    一战之后，日本再次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是财界苦于军备扩张重压和1920年春爆发的战后危机，盼望通过裁军缓和财政负担，二是欧美列强对日本独霸中国投资领域局面的不满明显显现。美国在一开始想通过组建新四国银行来牵制日本的在华活动，让日本吐出它在满蒙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12】，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奏效，日本反而还扩张了其在满蒙的利益，所以美国寄希望于之后举行的华盛顿会议重新瓜分亚洲的利益，通过外交力量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推进。

    华盛顿会议的举行在日本国内引起了恐慌，与大部分日本人所想的，日本要经历生死存亡的关头，的观点相反，原敬内阁提出了“协调外交”，他认为这个世界以后必定是以美国为首的，日本要以美国马首是瞻，并说：“利用此次会议，纠正历来之两重外交、军人政治、军法外交等谬误，使我国对外国策及国际立场面貌一新，以利于帝国之永久利益和发展。”【13】企图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占据主流的局面。

    原敬内阁固然以保守的态度处理中国事务，但其并没有放弃日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也并不是日本的良心发现，而是各大列强不顾中国的意志进行博弈的结果，而且原敬的“软弱”，也迎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报复，被刺杀身亡，但继任的首相高桥是清仍然沿袭原敬内阁的对华政策。会议后归还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并放弃了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但仍如前面所说，这只不过是列强间的博弈罢了，与中国无关。

2.4.        加藤高明内阁-不干涉主义
   
    加藤高明是大隈重信内阁时期对中国“二十一条”的炮制者。他组阁的时候，日本在国际上的主要问题，一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之后，面临日益强大的苏联，感到如坐针毡，二是欧美仍然不满日本在东亚的利益攫取，对日本实施孤立，三是中国对加藤高明的“二十一条”记忆犹新，不认为他能够做出对中国友好的事情，所以中国对其上台也持观望警惕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日本外交孤立的时期，加藤高明并没有如预料的那样对中国实施像“二十一条”那样的压迫，而是奉行希望改变日本外交困境的“不干涉主义”，而借由加藤内阁展开的币原外交，则旨在于东亚维持与英美对等的责任意识，同时重建与中国的法理性权利义务关系。【14】
   
    但加藤高明的不干涉政策还是在保证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为基础的，而且这个时候日本由于军部势力已经全面成长起来，关东军并不完全服从政府的命令，政出多门，表面上日本奉行的不干涉主义，然而中国面对的却是日本激进的军队。如在对郭松龄倒奉事件的态度上，加藤高明称：“张郭的战争虽然是个大麻烦，但张（作霖）军胜还是郭（松龄）军胜跟日本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目标又没有原因而出兵或者干涉别国内政的话不应该是帝国该走的道路。这种干涉别国内政的路线也与现在我们施行的主义不符。更何况，这将会导致我们失去近来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好感与信任，反而会使我国的外交陷于困难的境地而导致毫无利益的结果。”【15】但他的附加条件是“日政府一面严守绝对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一面筹合法之计划，保全日本在华之权利与利益。未几满蒙战云弥漫，该区日本重要利益发发可危，日本乃不得取必要步骤以保卫之”，而且关东军也并没有如他所说的一样“不干涉”，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就以“郭军入营口有害治安之维持”为由，没有解除其禁止入市的命令，与内阁唱反调。关东军的干涉也直接导致了郭松龄倒奉的失败。

    由此可见，加藤高明内阁所谓的对中国“不干涉”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16】

3.        昭和时期（1927-1945）-逐渐向积极进攻的策略转变

     昭和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是对华主张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危机的连续爆发，导致了日本国内矛盾逐渐激化，而中国国内革命的蓬勃发展，更让日本感到不安；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已经膨胀到了参与日本国内任何政策的制定的地步，能够完全独立于内阁，明目张胆地实施自己的策略，而军队的策略无疑是积极进攻性的。这所有的条件，加上日本实际掌控者-昭和天皇急于建功立业的机会主义思想，就使原来还趋于理性，和欧美平等殖民开发东亚的策略逐渐地变成了日本利益至上、恃强凌弱的法西斯主义。

3.1.        田中义一内阁

    田中义一因反对若槻礼次郎奉行的不干涉政策，全面否定其“协调外交”的路线，而使其内阁辞职，然后自己组阁。
   
    从更深层面来看，田中义一的上台，是日本统治者决心对内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张侵略的标志。田中义一日本军人出身，历任军事课长、军务局长、参谋次长和陆军大臣，是日本国内“中国征服派”的中坚人物,而且他是以以陆军机密费购买的公债作为抵押,向高利贷者借来的300万日元作为筹码，成功当上政友会总裁，并当上日本首相的。他的上台无不意味着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已经成为日本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田中义一上台后的对华主张，一改之前内阁的协调外交“不干涉主义“，变为军部的积极策略：第一，政治上拉拢蒋介石,要他西向压迫武汉,北与奉张实行“南北妥协”；第二，出兵山东；第三，召开东方会议，具体的商讨以“满蒙分离政策”为核心的“大陆政策”，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占领中国的野心，在《对华政策纲领》中也露骨的提出与“仔细考察挑剔”的中国“稳健分子”进行合作，暴露了通过代理人控制中国的欲望。【17】田中义一的策略对后来日本侵华时期的对华策略起到了指导性、关键性的作用。

    但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易帜,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田中大陆扩张政策部署的两大悬案(铁路问题及土地商租问题)随着中国的统一无果而终,再加上对“皇姑屯事件”地处理不力触怒了裕仁天皇【18】，由此田中内阁随之倒台,日本迎来了第二次"币原外交"。【19】这也充分说明这时候的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虽然壮大，但这时仍未如全面侵华时期的一枝独大，理性派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但这都是以利益为趋势的，田中义一的下台只不过因为他的侵略政策未成功罢了。

3.2.        犬养毅内阁-不扩大政策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资本主义世界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当然日本也不例外。作为日本法西斯势力中心的军部在这个时期开始活跃起来，企图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希望通过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扩张,来摆脱国内严重困难的处境。

    日本军部法西斯组织先后实施了对首相滨口雄幸的刺杀，并发动政变想使第二次组阁的首相若槻礼次郎下台，改为法西斯势力军事独裁的政府，但失败；国内独裁的失败使日本军部的视线转向关东军，在1931年9月，军部无视内阁的要求，自作主张地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出兵占领了东北。这些无不反映了当时军部法西斯势力的抬头。而为了遏制这股势力的发展，西园寺公望等元老才推举亲中、平和的犬养毅为内阁首相。【20】

    犬养毅的对华策略，对“满洲问题”是主张采取不扩大政策，与石原莞尔等军部代表所主张的不扩大政策不同，犬养毅的不扩大政策是指维持现状，不急于成立“伪满洲国”政府，他的不扩大政策也包括日本在1931年初对上海的侵略。

    犬养毅作为和孙中山交好的日本人，对中国一向主张和平共处。对九一八事变也是积极的派出手下前往中国和平谈判。但日本军部极力的主张扩大政策与其背道而驰，而这时的军部势力已经有一枝独大的趋势了，所以日本军部对犬养毅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完全无需和蒋介石政府进行谈判，因为东北已经属于日本了，不可能再吐出去，一点都不行。犬养毅和军部在政策上的尖锐冲突，直接造成了“五一五”事件发生，犬养毅被刺身亡，政党政治结束，开始了以军人、官僚、政党联合执政的“举国一致内阁”的政权形式，军部正式插手政府，斋藤实以各方利益协调者的身份组阁，称为“中间内阁”，可这种和稀泥的方式仍然让军部不满，最后下台并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也被法西斯狂热分子刺杀致死，时任首相冈田启介也被迫下台。五一五事件与二二六事件同为日本法西斯右翼势力所为，表明这时候的日本军部已经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存在，与理性派的博弈已经出现一边倒的局势，而整个日本也无可逆转的滑向法西斯专制的深渊。【21】

3.3.        广田弘毅内阁-广田三原则

    二二六事件后,由广田弘毅组织内阁,陆军对广田弘毅的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军部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所以,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的要求,开始实行准战时体制。【22】

    军部新统制派借内阁之手“整肃”了政见相左地派别，统一了日本军部的意见，统一的军部在肃清之后对政治的影响力反而更强了，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从此开始，日本军部法西斯逐步上台执政，夺取政治主导权。在这时建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与其说是民主的内阁，不如说是军部控制下的法西斯内阁。

    在日本右翼法西斯势力的驱使下，广田弘毅发表了自己的对华主张-广田三原则：1、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赖欧美的政策，对于日本采取亲善的政策，并要在实际上推行该政策，更在具体问题上与日本合作；2、虽然最后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但在目前，中国不仅要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停止反满政策，并且至少要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与满洲国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与合作；3、鉴于来自外蒙古等地区的赤化势力的威胁已经成为日、满、华三国的共同威胁，为了排除上述威胁起见，中国要在与外蒙接境的地区，对于我方所希望的各项措施进行合作。【23】

    广田三原则的提出表明日本已经完全抛弃了当初“不扩大”的政策，而是急于实施其“大陆政策”的第三步“征服满蒙”之后的第四步“全面征服中国”，将过去所有的无论是真心实意的还是虚情假意的对华友好、协商解决全部抛弃掉，赤裸裸的露出了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的爪牙。

    但是，与之后真正的全面侵华战争不同，“广田三原则”其目的还是主张以政治手段全面灭亡中国。日本希望中国当局接受“广田三原则”，抛弃对欧美的依赖，全面听从于日本的指挥，在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受控于日本。相较于军事侵略野蛮直接的强迫性，广田弘毅时期的日本还是很重视中国的反弹，所以之提出了原则，并没有像“二十一条”那样提出具体的细则，一来不刺激欧美列强，二来不容易激起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但这也只是军事侵略前礼节性的通知罢了，颇有“中国如果不接受这个条款，那就战场上见”的意味，对于当时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来说，这样的条款断然没有接受的道理，以“广田三原则”为核心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就宣告失败。【24】广田弘毅下台后的林铣十郎内阁，其主张的“佐藤外交”与广田内阁侵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以“平等”相标榜的对华“民间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引导南京政府与其恢复“政府外交”，以便推行全面亡华政策的诱饵。【25】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全面侵华时期，日本政府也依然秉持着“广田三原则”的对华宗旨，其新提出的“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与广田三原则其实并无不同，只不过多了日本占据中国大半江山的这个条件。虽然这两个原则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但细究之下仍然不难发现其灭亡中国的本质。【26】

    综上所述，日本国内法西斯势力并不是突然崛起的，而是在慢慢的发展壮大。日本军国主义的成长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仿佛在甲午战争之时甚至更早的“征韩论”出台之后，就已经决定了，会一步接着一步的走向爆发直到毁灭。近代日本的历届内阁中，纵然有不支持扩大在中国的侵略的，希望和平的，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在国家的利益上，他们总是不会退步的，当一开始为利益迈出侵略的第一步的时候就意味着侵略会永远的继续进行下去，至少不会往后退，除非被外力所阻止或击退，日本自己是不可能停止侵略的步伐的。

参考文献
【1】史桂芳，《简论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及其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总第177期)
【2】杨秀祖、侯雪峰，《“征韩论”与中日甲午战争》，通化师院学报（社会科学）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社科总7期)
【3】小松绿编，《伊藤公全集》卷三，第94页
【4】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中，第411页
【5】春亩公追颂会编，《伊藤博文传》下,第395页。　　
【6】林敏，《试论伊藤博文在近代中日关系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日本研究》二○○○年第三期
【7】孙耀珠，《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8】戴季陶，《日本论》
【9】盛邦和，《近代以来中日亚洲观简论———“亚洲一体化”的思想追溯》，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
【10】大隈重信，《经世论》，富山房，1912年，第38页
【11】杨延峰、李建华，《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论”探析》，日本研究2012年第1期
【12】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史资料》编辑组编，前揭书，第238页
【13】外务省编：《外务省百年》上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800页
【14】宮田昌明，加藤高明内閣成立の底流と幣原外交--国際的自立と内外融和への挑戦，日本研究，2006（32），149－179
【15】【日】伊藤正德，加藤高明【下卷】，東京：加藤伯传记编纂委员会，1929：670
【16】孙龙飞，加藤高明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复旦大学，2014
【17】粟凤榕，论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8
【18】萧西之水，“满蒙问题”和战之争，中国经营报2015年3月2日第E02版
【19】陈太勇，两大战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19-1929），武汉大学，2017
【20】赵大超，犬养毅的对华认识与活动，吉林大学，2016
【21】李吉奎，犬养毅的“和平”试探与“五一五”事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01期
【22】李树藩，论二·二六事件，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03期
【23】《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第一部第四卷（昭和10年对中国关系），第65~68页
【24】袁成亮“，广田三原则”评析———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8月第22卷第3期
【25】袁成亮，1937年初日本对华“佐藤外交”初探，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26】臧运祜，“广田三原则”到“近卫三原则”——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表”与“里”，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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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p_king 金币 +4 发帖辛苦了 2019-1-27 15:14

非常好的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对邻国日本的研究，日本虽然是岛国，资源不够丰富，可是在很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个邻居。

一个没有历史内涵的国家，是目光短浅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包含的内容太博大精深，上善若水就是如建国200年的国家无法理解的存在，方块字的智慧，我辈学无止境啊！

应该说在大正时代，议会政治占主导地位，能够对军部的疯子进行抑制、到了昭和时代，军部的势力逐渐抬头，到226兵变，军部完成了对政府的绑架，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广田篇存在问题：

1，广田内阁中，寺内寿一担任陆相并非军部指定，事实上因为当时陆军三长教育总监渡边遭叛军刺杀，陆相川岛为226承担责任而辞职，寺内并非军部自己单独决定的陆相。

   军部控制广田内阁，始于广田为组阁和寺内陆相交流内阁人选时，当时军部一些少壮派向寺内指出，因此226事件，陆军威望已经跌落谷底，广田组阁时陆军必须采用强硬姿态以挽回局面。为此寺内蛮横的向广田指出，陆军反对一些内定阁僚人选，如果这些人加入内阁，陆军无法阻止再来一次“226”。最终广田在不服从陆军部就会遭遇军S政变的情况下妥协，将陆军反对的人选排除出内阁，从而形成一个惯例：此后首相组阁必须先和陆相磋商，一旦陆相反对组阁就会失败。

2，陆军并非226后法西斯化，事实上事变前就已经法西斯化的。当时军部内对抗的皇道派和统制派，都是法西斯主义派系，只是政见不同，皇道派主张在日本建立一个法西斯国家主义政体（类似纳粹法西斯），而统制派主张建立一个适应“总体战”的军事体制（军国主义）。

   226事变的结果，政府并未整肃陆军，而是陆军自己利用人事调整进行了整肃从而压制了皇道派。事实上这一整肃早在226事变前的35年8月人事调整就开始了，而226事变的一个起因，就是青年军官对于统制派策划的人事调整不满，认为皇道派领袖们遭到整肃被迫脱离陆军中央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以及陆军教育总监部）。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即政变之所以选在2月26日，是因为统制派为整肃军中皇道派势力，决心将长期驻扎在东京几乎成为皇道派大本营的第一师团调去满洲，而2月26日是内定调令例行执行时间（4月）前最后一个参与政变的第一师团第一和第三步兵联队都由皇道派军官担任有权指挥营地所有卫兵，掌握军械库钥匙的值星官的时机。也就是说如果皇道派不在2月底发动事变，那么再过一个月他们将会彻底失去在东京的这一“黄道大本营”阵地。

  事变后，陆军省通过人事调动将剩下的皇道派领袖作为“危险人物”或者编入预备役，或者调任外职。而调往满洲的第一师团的青年军官们，遭遇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的严厉压制，也就是在这时候，东条因“陆军中唯一有能力压制少壮军官的盲动的将领”而捞足政治资本，日后他之所以能迅速出任陆军次官，陆军大臣，就是因为重臣看重了他的这一“能力”。

  而当日广田政府关于陆军内争唯一做的事情，是重新确立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制”的惯例，此举本意是为了防止被陆军编入预备役的皇道派领袖们得以卷土重来，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此后日本首相组阁事实上受制于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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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chi 金币 +8 辛苦啦！ 2019-3-19 06:37

看了楼主的文章，感觉日本的对华政策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战略，而是随着日本的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就像是个爆发户，爆发以前抽便宜烟，有了点小钱后抽红河，发大财之后抽中华，胃口在一点点扩大，最后走向疯狂的过程。老牌政治家还讲点策略，而等军部那些疯子上台后，就不可收拾了

日本对华关系改变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一战左右，对日本危险最大的沙俄不复存在，对日本有压制作用的美国以石井兰辛协议作为条件退让，日本最后的盟友英国在亚洲的利益变少基本退回欧洲。这三点使得日本野心自由生长，226事件可以说是日本的最后机会，但是参与压制的各方各有各自的利益想法使得最后的处理措施变得更加刺激野心和冒险主义，军队成了冒险家的天堂，只要暂时成功，不用管如何收场，226以后，最后的刹车－军部内派系斗争也不复存在的时候，也是日本帝国坠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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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chi 金币 +3 回复认真，鼓励！ 2019-3-24 18:35